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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導自演的司法荒謬劇
法官許聰元涉貪獲判無罪確定，日前監察院因此糾正法務部督促檢察官應準時收受裁判書。除非熟稔司法實務，否則肯定不知所云。本案應該如何究責？就讓事實還原，付諸社會公議！
八十三年，檢察官起訴許聰元審理「美濃吳」違反證交法時，與吳京遂友人陳順隆多次餐敘，陳藉機請託輕判，許表示會考慮。嗣後吳向黃運享借款一百萬，由徐文政開車搭載陳、黃前往台北地院，陳打B.B. Call聯絡許取款，嗣後輕判徒刑十月，緩刑五年，案發後陳坦承行賄。地院與高院認定結果均與檢察官起訴事實相符，判處七年二月重刑。接著由最高法院粉墨登場，自導自演！
八十五年，第七庭指摘：陳於調查站之自白有無不正取供？未盡調查能事，首度撤銷發回。高院更審後維持原判。
八十六年，第四庭指摘：高院未實質調查自白之任意性？輕判緩刑是否違背職務？二度撤銷發回。高院更審後維持原判，理由共十四項，綜合相關證人供述認定自白可採。此外說明諭知緩刑乃法官職權，本案應屬職務上收賄罪。
八十八年，第六庭指摘：自白是否自由意志？輕判緩刑是否違背職務？三度撤銷發回。高院審理後維持原判。
八十九年，第六庭指摘：許表示「會予考慮」，似未期約賄賂，原審竟認期約賄賂，四度撤銷發回。高院審理後沿襲歷審判決理由，補充說明相關賄款金額雖有出入，但就行賄事實一節確係自由意志，自白並無虛構。
八十九年，第六庭指摘：究係吳或陳與許約定交付賄款？陳前後五次於調查站訊問，何次不具任意性？該次供述可否採為證據？五度撤銷發回。
高院審理後逆轉改判無罪，理由認為陳順隆固然坦承行賄，但係基於共犯身分受訊，可能推卸罪責而嫁禍他人，自白具有瑕疵。相關證人均未親自見聞賄款流向，純屬主觀臆測。
九十一年，第六庭指摘：除自白行賄外，尚有相關證人及帳戶往來等證據，未加審酌即認被告無罪，尚嫌速斷，六度撤銷發回。高院審理後仍判決無罪。
九十二年，第六庭指摘：是否另有偵訊筆錄附於他卷？七度撤銷發回。高院審理後仍然判決無罪。
九十四年，第十一庭指摘：相關證人及帳戶往來雖然無法證明全部事實，但可否證明自白之真實性？尚非全無研求餘地，八度撤銷發回。高院審理後再次逆轉改判有罪，並且說明檢察官係依「高院及高檢署業務連繫會議」所訂寬限時程提出更六審上訴，並未逾期。
九十六年，第十庭指摘：證人審判外陳述何以具證據能力？更六審檢察官收受判決時間不明？九度撤銷發回。高院認檢察官上訴合法，證人陳述業經法院提示具有證據能力，維持有罪判決。
九十七年，第七庭指摘：檢察官何時收受判決？證人審判外陳述為何可信？十度撤銷發回。高院審理後認為司法實務確有延後送達檢察官之作業慣例，行之有年。然因法無明文，故本案於更六審無罪判決後，即因檢察官逾期上訴而告確定。換言之，自九十二年之後，所有最高法院及高院判決均屬無效判決，瞎忙一場！一○○年，最高法院駁回檢察官抗告，全案無罪定讞！
本案前後更審十次，耗時十七年，其間歷經刑事訴訟法制大幅修正，把「B.B. Call」時代起訴的案件，連番發回，最後再用「智慧型手機」的法律來審查挑剔，當然處處破綻。而司法院放任腫脹肥大的最高法院恣意增員，「一庭一把號，各庭不同調」，甚至連同一庭的見解都會前後不一！如果刑求逼供江國慶致死的軍官都是「狗官」，那麼貌似莊嚴，猛打高空的法官，又是什麼官？如果遲延一年十月送卷，宜蘭院長就要嚴懲地院法官，請問最高法院應該如何處置？監察院提案糾正法務部，真的是問題的根源嗎？能察秋毫之末而獨不見輿薪，該不是監察委員出身最高法院，意圖護航吧？
法官法雖然規定「法官評鑑」，但是明文排除「法律見解」不得列為評鑑事由，想要淘汰恐龍法官，戛戛乎難矣！（作者為台中地方法院法官）
關於這篇文章，要加一些註解，大家比較能了解：
一、
文中提到最高法院第三次判決發回之後，之後上訴連續五次由第六庭判決，是因為發回更審第二次之後，如果再上訴又被最高法院發回更審，又再上訴者，上訴後的案子會一直跟著那位那位最高法院法官。
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最高法院的法官為了怕麻煩，不仔細的把高院判決的所有問題一次看完，隨便挑個理由就發回，然後再上訴時這個案子分給別人，死道友不死貧道。所以規定更二之後的案子要跟人，希望最高法院法官能一次把所有的問題指明，不要一次挑一項發回，累死大家。
不過，制度是制度，於本案的成效顯然不大。刑六庭同一個法官硬是發回五次，這五次的瑕疵不能一次講清楚嗎？
至於第八次之後的判決又換庭，顯然是原本刑六庭的法官退休或者調動了。
二、
至於監察院糾正法務部，要說一下制度及歷史。
因為以前法院送達判決給當事人（即被告、檢察官）時，檢察署比較近，通常先送到，但檢察官喜歡看被告有沒有上訴，如果被告有上訴，他也要上訴，免得被告受單方上訴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的保護。（即若只有被告一方上訴，上級審在判決時，除非下級審法院判決有適用法律錯誤的情形，不然，不得判決比原審更重的刑度，此所謂被告上訴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。）
因此，從前的作法是，判決送到檢察署，先蓋一個機關的收文章，檢察官視情況再蓋他個人的收受章，日期很彈性。長久以來，院檢雙方都同意這個作法，以檢察官蓋章的日期作為收受判決的日期，開始起算上訴期間。
當然，這個作法相對於被告而言，是不公平的，被告就沒有這種好康的事。所以後來就改成要以檢察署的收文日，當作檢察官已經收受文書，開始起算上訴期間。
這個案子從八十三年拖到九十七年，中間自然經歷了上述認定檢察官收受判決時間點的改變，以前可以的，後來不行了。
因此本案更六審時的上訴，檢察官認為以他蓋章收判決之時間來算，上訴沒有逾期，此事依當時的默契是ok的。但依後來的正確的標準，從檢察署收文日起算的話，其實已經上訴逾期了！
這就是張升星文中所說，用智慧型手機的標準去處理b.b.call時代案件的荒謬。但是，這變成一件沒辦法的事情，程序一定優先於實體。
因此，監察院無氣可出之下，就只好去糾正法務部從前對於檢察官收受判決書的作法不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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